过去的两年美术界大展不断，如苏东坡特展、徐渭诞辰五百年书画展。今年将迎来赵孟頫诞辰700周年，无疑，他应该成为今年美术界的一个焦点。
人们对于赵孟頫的认识首先指向书法和绘画。宋代书法一转唐代重法度的风向走向崇尚写意的道路，书体形态上由静到动，行书代替楷书成为流行的书体，以苏黄米蔡为代表的行书大家和更加自由与个性化的面貌。然而到后期，偏向追求个人风格的书风在过于信手拈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书家们不再重视楷书使书法失去了筋骨趋向萎靡柔弱，书法风气和笔墨功底已不能和北宋相比。在此背景下，赵孟頫高举复古的大旗，重新放慢书写脚步，研究被破坏和中断了的书法法度并由此借唐追晋。他主张的复古既是复唐楷的气象森森之古，更是溯唐而上复魏晋笔法传统的气质之古。他的楷书一点一画法度谨严，重新找回唐朝诸家的风骨，并且真行相和尽显遒劲和华美，楷书上的成就让他坐上欧、颜、柳之后的第四把交椅。不止于此，他以王羲之中和之美为书法艺术的终极追求，以几乎日书万字的勤奋砚田耕耘，最终达到与二王书法格调上的神似，他的行书作品《洛神赋》《兰亭十三跋》《嵇康与山涛绝交书》正是向魏晋传统致敬的“神品”，成为书法史上的扛鼎力作。中国艺术史上向来有恶其人而薄其艺的传统，但实际上他之后的700年，只要是游于中国书画之艺的，上到帝王下到平民无人不在临摹、借鉴他的作品中花功夫，就连骂他最狠的董其昌和傅山在晚年重新审视赵氏艺术的时候，也表达出了态度转向和敬佩之情。
文人画由唐朝王维从破墨法的使用发端至宋代苏轼提出“士人画”理念再经过米芾父子接棒挥洒点染的水墨实践后已初具意过于形的面貌，赵孟頫成为推动文人绘画全面成熟的关键人物。他在水墨山水画上的主张在《秀石疏林图》题跋上的这首诗中得到鲜明体现：“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对书法笔墨的重视使他主张以书法笔法入画成为必然。用飞白枯笔和侧峰皴法画山石，用篆书笔法画枯树，用楷书笔法画竹子，他的主张与实践既比米氏父子的“墨戏”多了严谨和丰富，又一改宋代院体画带来的华丽与匠气，隐含着文人画由“破”到“立”的内在发展逻辑和进程。以今天的视角看，他在书画上的复古主张与古意追求既重视传统又随时代创新，实现了心中物象对自然对象的剥离与升华，由形而下向形而上飞跃。如果说“士人画”的提出是在院体绘画之外另辟蹊径，那么赵孟頫的主张与实践推动“文人画”在内涵与外延上的真正确立，建立起了另一个广阔且深厚的艺术世界，构成了中国绘画史进入元代以后的一股清流，也成为此后千年中国画艺术最主流的路子。除了水墨山水，他在人物、鞍马、山水、花鸟、竹石，水墨、青绿、工笔、写意等诸多领域都取得巨大的艺术成就，众多作品可窥见其绘画艺术的多元风格和成就，这些成就使他成为元朝无可争议的绘画领袖。以他和后代的“元四家”为代表的文人们推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进入新纪元。
此外，他在音乐上表现出中国画家少有的修养和才能也值得一提，所著的两篇《琴原》《乐原》短小精悍，对音乐艺术本身和音乐的社会功用做了深入探讨。主张通过规范音乐达到稳定社会政治和伦理制度的正面影响。他在音乐上的最可贵之处在于虽身处非汉文化统治的元朝还高举儒家礼乐和文化思想的大旗，对音乐的发展和元人汉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艺术上的成就掩盖了他政治上的作为。抛开历史局限性，不是奴颜媚骨为求个人利益而苟且偷生，顺应时代潮流贡献自己的才干造福于民，“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乃是识时务者也。然而，赵孟頫的心里肯定不那么看，在气节的原则性问题上偏失了方向，就永远被自己定在耻辱柱上。可以说在元朝的仕途越顺畅他越背负失节与不孝的心理，所以他有着不同于苏轼和徐渭那样的痛苦，他的痛苦不但来源于世人的诟病，更来自于古时知识分子跨越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自责。他在三十七岁时写的《罪出》一诗中写道：“愁深无一语”“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这种负罪感也一直跟随了他后半生，国破家亡的经历、数典忘祖的骂名、他朝的荣华富贵和内心为实现个体价值的艰难抉择使他成为矛盾的集合体，这一点上与苏东坡的不得志、徐渭的底层挣扎的纯粹性相比，赵孟頫在中国美术史上多了距离感与复杂性。其流传至今的五百多首诗词中更是“愁”字贯穿，直接带领人们窥见其内心的苦闷。一个个“愁”字饱含了他荣耀和光鲜亮丽背后无人能解的痛苦自责之情。在他“一生事事总堪惭”（《自警》）的自我定调里只有拿起笔向诗书画印和山水清音处诉衷肠，当我们看到他雍容华贵、潇洒飘逸、风轻云淡的书画艺术面貌时，那背后是他隐忍坚毅地在时代洪流中努力挣扎的底色，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看到了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史记》的影子，赵孟頫留给了我们一个“昂”藏七尺的历史形象。
虽然他的诞辰在十月份，但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在2022年元旦伊始就推出了“赵孟頫和他的时代——复古与传承大展”，足见赵孟頫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作为中国书画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伟大艺术家，人们期待着国内关于他的纪念大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