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柏拉图说，美是真光辉。从本期开始，“赏析”版特邀艺术学人全东语开设“20世纪初西方现代艺术之旅”专栏。全东语常年在欧美寻访艺术大家故迹，她的游历文字，既从新颖的角度采撷了美丽花园里的赏心折枝，又以优美的文笔化解了艺术史的庞杂浩渺，更以自身细腻的生命体验深入艺术家们的创作与生活的现场，探究、还原出一幅幅经典作品的生命历程。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她的脚步，感受旧金山的寒潮、维也纳的凌晨、新墨西哥州暖阳、布拉格的蓝天、巴黎的熏风……
每当谈起和多拉·玛尔的缘分，毕加索总是说起1935年的那一天，在法国南部一个咖啡馆里的艺术家聚会。交谈中，多拉·玛尔玩弄餐刀割伤手指疼出了眼泪，引得毕加索怜爱不已。那一年，毕加索55岁，多拉·玛尔29岁。
当时，多拉·玛尔的摄影工作室已经声誉卓著，并与诗人安卓·布列东、艺术家曼·雷等结为挚友，还被超现实主义诗人保尔·爱吕雅赞为拥有“全然的美丽和伟大的智慧”。
在与毕加索邂逅的那一年年初，多拉·玛尔开始创作了大量的超现实主义摄影作品。这大约也启发了毕加索。1936年的夏天，毕加索借用诗歌结构的启示和玻璃绘画的特点开创了脸部综合立体主义的新构想。他把多拉·玛尔的肖像用幻灯片投影，用粗犷的线条和迷乱的色彩来捕捉心理的扩散和情绪的紧缩。这种方式打破了简单再现，到达了超现实主义的表现边沿。这一年，毕加索为多拉·玛尔画了第一幅肖像《带绿色的多拉·玛尔》。画中的多拉·玛尔有着绿色的指甲，手指如绽开的兰花，一如毕加索初见时那般灵巧。脸颊轻轻靠在掌上，就像花萼托起的花心。线条柔美的面部和清澈的眼睛纯净而耀眼，略带夸张变形的处理手法透着一丝古典的优雅。黑色的西班牙式发髻和同样深色的大衣与白净的面部形成强烈对比，烘托着这个端庄而又充满个性的女摄影家。
1939年，毕加索创作了《黄色套衫》。但画中的多拉·玛尔身体僵直，花儿一样优雅的双手变成了灰色的爪子，粗糙而紧张。这或许隐喻多拉·玛尔不安的情绪和他们之间开始动摇的关系。依然可以看到超现实主义的具象变形手法，紫裙、黄衫、红唇和帽上绿叶的补色运用传达着生动、娇艳，同时又有一份暗涌的焦灼。五官柔和而清晰，在二维的平面上表达了浅度三维的视觉效果，比如眼鼻的并置、长发的小块面刻画以及条块细密的黄衣，都清楚地表明了毕加索依然坚定地行走在立体主义的道路上。也正是在这一年，由于二战的影响，毕加索和多拉·玛尔开始分居两地。
也许是由于多拉·玛尔急躁的性格，也许是由于第一次见面时含泪的眼睛，毕加索以此为灵感创作了一系列《哭泣的女人》，同时为他史诗般的巨作《格尔尼卡》做素材。
1937年，纳粹空军轰炸毕加索母国西班牙的格尔尼卡镇。毕加索创作《格尔尼卡》进行控诉。画中没有描述任何战斗场面，而是聚集了废墟、残肢、短剑、牛头、马匹、花朵，以及死去的孩子、哭泣的母亲、张开或紧握的手爪、惊恐的眼睛，处处仿佛都可以看到《哭泣的女人》的影子。物象的扭曲变形和重叠挤压，呈现出战争的残暴、恐怖、痛苦、绝望、死亡和呐喊。正如克菜门特·格林伯格所说：“《格尔尼卡》是毕加索的艺术演化过程中最后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幅作品集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于一体，借用了剪贴的艺术语言做平面的装饰性铺陈，只有黑、白、灰三色，沉重而哀伤。不同明度的图像相互交叠，构造成一种极浅的二维空间，这个空间又像被滚压过一般，时而扁平时而膨胀，表达紧张和恐惧。中间的亮部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中轴又恰好将长方形的画面均分成左右两个正方形，让看似纷繁、混乱又狂暴的画面拥有稳定协调的宏大气魄。
整个创作过程中，多拉·玛尔一直陪伴在侧，并用相机记录了下来，留下了大量的图片和文字资料，为这幅表达人类战争悲痛的杰作做了日记般的梳理。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创作，它让《格尔尼卡》拥有更强的公众性，也更加丰富和饱满。
1943年，在一家餐厅，毕加索当着多拉·玛尔的面端着一盘草莓走向了他的下一位“缪斯”，21岁的吉洛特。多拉·玛尔精神崩溃住进医院，后来独自开启新的艺术生涯，直到1997年以90岁高龄去世。
战争的硝烟、浪漫的爱情，都会随着时间的列车像窗外的景物一样徐徐后退。当我们在一段段的行程中回望过去，那些远去的历史或许会像园中的含露带泪的玫瑰，渐渐盛开，散发出忧伤而动人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