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独有的文书用具，“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以其独特的东方神韵，成为中华文明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砚，又称砚台，是画家和书法家“砚磨雾起、笺染云生”必备之器具。“文房四宝”中，砚台的质地最为坚实，具有“传万世而不朽”“历劫而如常”的价值，因此古人也认为“四宝砚为首”。
砚台由石器时代的研磨器逐渐演变而来。相传远古时期，黄帝得一美玉，便命工匠琢成砚台，取名“墨海”，并镌上“帝鸿氏之砚”几个字。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砚台的历史确实由来已久。
先有墨，才有砚台。作为研墨的工具，砚台是伴随墨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198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发现一块石砚。这是先民们借助磨杵研磨颜料的早期砚的形制，由此推算，5000年前已经有了砚台。
殷商时代，毛笔已较为精良，因此与之相配的砚等其他文具也获得进步。两汉时期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文化发达，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此时，砚的使用已十分普遍，“砚”字也正式出现。汉代出现了以松烟为主的人工墨碇，加上纸的发明，砚的形制渐归统一。汉砚多为石、陶材质，皇室、贵族也有用玛瑙等珍贵玉石作为制砚材料的。此时的砚台上还出现了铭文，记录时间、人物等信息，砚台的装饰也十分讲究。唐代是制砚工艺的鼎盛时期。两宋时期，砚台在形制、材质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其砚形基本为唐代的延续和演变，以实用性为总趋势，还在箕形砚的基础上创制出抄手砚。明清两代，砚台的制作逐渐向艺术化发展。直到现代，随着书画墨汁的大量生产，砚台则更加趋于工艺美术化了，可谓“墨池水暖波澜壮，铁砚香浓气象新”。
古往今来，砚台经历了不断变化，质地、技艺日臻考究，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具有审美价值。造型优美、雕刻精细的砚台，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文人墨客青睐的文房用具和精美工艺品。
广东的端砚、安徽的歙砚、甘肃的洮河砚、山西的澄泥砚被称为我国“四大名砚”。其中，端砚因产于古端州（广东肇庆市的端溪）而得名，其石质纯净、细腻、滋润，发墨不损笔毫，制作工艺非常讲究，以古雅、朴实、精美、自然之特点闻名于世，有“天下第一砚”的美誉。唐代诗人李贺写诗赞之：“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歙砚始于唐代，产于江西婺源的龙尾山，歙砚石质坚硬润密，纹理美丽，抚之如肌，磨之有锋，涩水留笔，滑不拒墨，墨小易干，涤之立净。砚台雕刻精细，浑朴大方，敲击时有清越金属声，贮水不耗，历寒不冰，呵气可研，发墨如油，不伤笔毫。
洮砚产于甘肃洮州，石质碧绿，莹洁如玉，色泽细润，发墨快，贮墨时间长。“洮州绿石含风漪，能淬笔锋利如锥。”这是北宋诗人黄庭坚对洮砚的赞美。苏轼得到黄庭坚所赠洮河石砚后，在上铭曰：“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珉，至中国……”
山西绛州澄泥砚是“四大名砚”中唯一的陶砚，用经过澄洗过滤的细泥烧制而成。据了解，澄泥砚制作技艺孕于秦汉、兴于唐，历史上曾一度失传，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上好的澄泥砚，温润如玉，触如童肤，发墨不损毫，扣之金声，由于原料来源、烧制时间不同而有不同颜色，其中以朱砂红、鳝鱼黄、蟹壳青、豆沙绿、檀香紫为上乘颜色，尤以朱砂红、鳝鱼黄最为名贵。
“四大名砚”之外，还有山东的鲁砚、贵州的思砚、湖南的凤砚、吉林的松花石砚、安徽的乐石砚等知名石砚。这些石砚的制作都蕴含着工匠的辛勤劳动，往往要经过深测、开凿、运输、选料、整璞、设计、雕刻、打磨、洗涤、配装等10多种艰辛而精细的工序。
过去，许多文人墨客在砚上镌诗题铭，并以收藏砚台为乐。相传，苏东坡长子苏迈将去德县做县尉，临行前，苏东坡送他一方砚台，并刻有四句铭，以作告诫：“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意思是说，你可以用这砚学习，学习时应当如饥似渴；可以用这砚追求上进，求上进时应当常有所警醒；可以用这砚写治理财政的文章，治理财政时应当经常考虑给予百姓利益；可以用这砚书写断狱文告，断狱时应经常想到犯人要悔过自新、求得新生。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元帅曾请人在砚上镌刻下他的砚铭“满招损，谦受益，莫伸手，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写出了革命军人的高风亮节和铮铮誓言。
历史上有很多关于砚台的记载和传说，以及很多歌咏砚台的诗句，在民间还流传着不少砚谜语，如“四四方方一块田，半边有水半边干，一条乌垅来戏水，黑云盖了白云天”，通俗、有趣的比喻让砚的形象更加生动，这些共同组成了源远流长的砚文化。现代中国，砚文化再次迎来繁荣发展时期，在传承与创新并举中百花齐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