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记载，《孔子庙堂碑》书成后，唐太宗十分珍赏，于唐武德九年(626年)刻石，“仅拓数十纸赐近臣，未几既毁”。后虽多有翻刻，因年代久远，风化剥损，大失原貌精神。我临此帖的母本是1989年上海书店出版的影印本，其虽有模糊残缺处，但与其它版本的字帖相较，则可称完美，能展现原作的风貌。我学书，从颜柳起步，但最为钟情的还是欧、虞、褚的楷书。欧书险峻，褚书灵动，虞书劲健圆润，中和了欧、褚的优点，突出了静穆典雅的个性。我临《孔子庙堂碑》多年，现将一点心得说出，以供同道们参考。 《孔子庙堂碑》原碑每字约28mm，属于通常所指的中楷范围，初临的字格在35~40mm较合适。纸用质地细润的毛边纸或宣纸，纸质地粗行笔易干涩，太光滑不易收笔，忌用光纸，否则无法表现笔意。笔用兼毫，如七紫三羊之类，市面上的水源、晴风等中号笔也很好用。墨 [详细...]

王世贞评徐有贞书法：“天全翁出入长沙（怀素）、襄阳（米芾）间。余尝评其书如剑客醉舞，僛僛中有侠气。”文徵明尝谓：“吾乡前辈书家称武功伯徐公，次为太仆少卿李公。李楷法师欧、颜，而徐公草书出于颠、素。枝山先生，武功外孙，太仆之婿也。（枝山）早岁楷法精谨，实师妇翁，而草法奔放，出于外大父。”由此可见，徐有贞的草书上承旭、素，下启明代草圣祝枝山。因此，他的草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也绝非一般人可比了。 徐有贞《草书刻帖》，虽只寥寥数行，但其刚健劲挺、潇洒流畅的笔致，摇曳多姿、疏密有致的分布。如果有临张旭或怀素草书的经验，临徐有贞《草书刻帖》就更容易上手。 临习要点： 一、留意其精妙的笔法，注意其连绵的气势和运笔过程中提按、快慢的节奏，注意疏密、欹侧及揖让等章法布局的变 [详细...]

张弼（1425~1487年），字汝弼，号东海，松江华亭人，是明中前期卓有成就的书家。以前见到张弼的作品，总是不以为然，缘于陈献章曾对张弼草书作过“好到极处，俗到极处”的评价，时时影响着自己。面对张弼的草书作品，丝毫没有“好到极处”的意识，一个“俗”字却道出了我的真切感受。近日翻看《中国传世书法》一书，被一幅作品所震撼，细看落款，竟是张弼，一时哑然。转瞬间，改变了以往对张弼草书的偏见，更加叹服陈白沙对张弼之书深刻而精辟的评价，实乃一语中的。 张弼草书师承宋广，从其草书风格看，他不仅“尚近前规”，更将宋广等前贤变元人蕴藉书风为放纵的草书风貌向前拓展了一步，震荡人心。由此可知，张弼的草书是上追唐草，取法旭、素，完全抛弃了明初曾经盛行一时&mda [详细...]

《四祀■其卣铭文》是商代帝乙时期的青铜器物，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形制多厚重，器物多饰以雷纹及饕餮纹，代表着殷商王权神秘的威严。《四祀■其卣铭文》，雄强古拙，气象博大，振人心弦。 临此铭文，需要抓住其所具的风格特征。殷商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与同时期的甲骨文写法基本一致，但因制作方式不同而风格各异。甲骨文是先书丹后锲刻，线条单一，难以体现用笔的提按变化，笔画的起收处留有刀痕，清刚挺健，章法疏朗。金文铸在青铜器上，其制作过程是先书丹、再制范（包括修范）浇铸铜液，最后去范，有的还需作进一步的加工，因此青铜器铭文更接近书丹的原貌。《四祀■其卣铭文》是殷商青铜器铭文中的精品。其结字端庄大方，行气如虹，如“帝、大、文、酉”等字，稳如山峦，形似罗汉，不轻浮，不作势，让人肃然起敬。结字纵向取势是当时文字结构的一个共同特征。此铭文结字严 [详细...]

沈周不仅是“吴门画派”的杰出领袖，也是“吴门书派”的先导者之一。在他的影响下，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吴门书画大家相继脱颖而出，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明星。 沈周书法早年学沈度，但最终改学宋代极有个性的文人书法，从台阁体转向文人书法，是对元代及明代前期鄙弃宋人书法的一种突破。他在40～50岁前后的10余年中，对苏轼、黄庭坚、米芾这3位个性极强的宋代书法大师都作过一番追溯和摹拟，力求找到适合自己的书法个性语言，至50多岁后至83岁去世，便基本稳定在黄山谷一体，形成略掺己意的面目。 沈周《行书自书诗轴》是其书法成熟期的代表作，临习要点： 一、要有临摹黄山谷行楷的基础，对黄山谷书作的体式非常熟悉。 二、用笔特征与山谷相类，结字中宫收紧而四周向外放射。 [详细...]

王僧虔（426~485年）是魏晋时期重要的书家、书论家。王志（生卒年不详），字次道，为王僧虔次子，王慈之弟。因年代久远，战乱频繁，魏晋的很多法帖都毁灭、散佚了，留存下来的屈指可数、拱若佳珍。先贤也许想象不到，他们令后世流连的佳作，常常是一些不经意的手札，王志的《喉痛帖》便是一例。《喉痛帖》释文：“臣六代从叔祖梁中书令临汝安侯志书。一日，无申只□正属雨气方昏，得告深慰。吾夜来患喉痛，愦愦，何□晚当故造迟叙。诸惟□不□。”看到《喉痛帖》，不禁想到张旭的《肚痛帖》。韩愈赞张旭：“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书之妙道，关乎性情，一颦一笑，皆可为 [详细...]

学习书法要继承传统经典，找准路子，把握好传统经典。何谓传统、何谓经典？是颜柳欧赵，还是民间的残碑断碣？我个人理解，传统、经典应是经过千年洗礼流传下来的碑帖精华。而将残碑断碣当作经典那是另一回事。能流传下来的，我们都不能否定它的价值，书家要根据自己的性情，决定自己的选择。我习书，通过大量的临摹二王，对笔法和字法有了透彻的理解。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但文学艺术却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多种书体交相更迭、演变、发展，隶书开始衰落，楷、草、行代之而起，在短暂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裂变、重组、完善与成熟。通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及众多书家的共同努力，行书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更趋流美的面目展现在世人面前。二王行书，强调使转，笔画连绵，线条生动，极具韵致，体势纵横，结构变化，俯仰顿挫，上下映带，婉约妍媚，书写更自由、更有情趣、更有 [详细...]

吴宽也是吴门书派的先导者之一，他与文林（文徵明之父）为同科进士，因而文徵明有机会向他学文。吴宽不但“以文行有声诸生间”，而且亦擅书法。他的书法主要是学苏东坡的行书，不杂他体。在这一点上，与徐有贞、沈周、李应祯等一样，冲破了元人鄙弃宋人书法的藩篱，果断地取法宋人。同时他又注意与徐、沈、李等人拉开距离，避开他们所取法追踪的宋人，独师苏体。都穆评其：“（吴宽）书翰之妙，识者以为不减大苏。”宋人书迹在明代时流传甚多，保存也相对完好。晋唐人书在明代大多只能从刻帖中看到，经过辗转翻刻，离原迹精神面貌渐远。因此，从宋人墨迹中获取笔法对于明代书家来说是明智之举。这正是吴门书派先导者们的开拓之功。事实上，祝、文引领吴门书派崛起至兴盛，也都得益于此。 吴宽《行书诗稿》系故宫博物院藏品，从作品来看，都穆评语 [详细...]